如果我們知道吃肉通常對自己不好，為什麼沒人出聲呢？ 這個嘛，世界衛生組織確實有說，而且說很多年了。
不管怎麼說，沒別件替換的運動服也不是辦法，於是滑鼠一點，買下一件愛迪達的3000日圓短袖T恤。有全成就要素蒐集癖，不全部通關誓不罷休的阿宅病。
只要立定目標，就能默默達成。當時每天還是穿著以前買的那件黑色愛迪達短袖運動衣、茶色七分運動褲和Hanes的防風夾克，腳踩耐吉白色舊球鞋。文：松久淳 適合阿宅的運動 雖說跑步的人百百種，我想，自己一定屬於適合跑步的那一種。總而言之就是這樣，從45歲那年3月25日開始跑，接下來我竟然像被什麼附身似的每天出門跑步。一個月前別說對運動用品毫無興趣了，連看到真正有在跑步的大叔穿那種乳頭激凸，連蛋蛋都快遮不住的專業跑服時，我甚至還會心生厭惡。
過了3星期，停下來用走的次數減少了，雖然跑得慢，至少還稱得上是跑步。話雖如此，其實內心一直暗自嚮往鈴木一朗戴太陽眼鏡的英姿。更有所謂「安全先生」（原先是保防小組，繼則公開設立「安全室」。
除此之外，當年校園中的教官與救國團的關係也很緊密，救國團的業務範圍甚至有「責成各校軍訓教官，配合負責學生在校活動之輔導及思想言行考察，並注意各種社團活動資料之蒐集」以及必須「運用學校刊物及各種機會，講求技巧，揭發偏激分子陰謀及偏激教師導務，駁斥偏激謬論，防制思想污染」。壟斷青少年青春的軍隊化營隊 許多人進入大學後，會發現身為一個大學生，有很多參加「營隊」的機會。救國團也確實將控制思想、監控臥底的工作視為自己的「重要工作」。凡此種種，都不是個「作爲人師」的知識分子，所能忍受得了的。
上述例子都說明了國民黨利用救國團，在校園中監控並干預了過去全台灣青年的教育養成，使教育現場的老師們戰戰兢兢，深怕因為自己的「失言」而被特務記錄，招致被批鬥甚至更嚴重的後果。除了主打的專業課程或主題，營隊還有許多經典活動，像是標榜可以把所有異性的手牽一輪跳「第一支舞」的土風舞營火晚會，以及號稱「夜間教育」的夜遊扮鬼試膽大會，或者闖關活動的大地遊戲等等。
時至今日，儘管各大營隊活動中的軍訓成分已大幅降低，但營隊中配備的「值星官」，依舊驗證了營隊與軍隊之間濃濃的血緣關係。相反的，如今的救國團還想要獎勵這些長期服務的「兼任同志」，褒獎他們「過去」的工作表現，讓如今的教育環境仍舊處在一種黨國不分的曖昧狀態。營隊中，還有一種台灣獨有的「值星官文化」，就是仿照軍隊，由專人扮演值星官的角色，負責掌控時間、管理秩序、獎懲學員等等。這些走到哪裡都一樣的活動主題、規劃跟人員配置，其實在救國團成立之初的「暑期戰鬥訓練」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活動概念。
然而，當今的營隊或大學生活動，為什麼需要「值星官」這種類似軍人的角色管理秩序？學員抱持學習或活動的熱情來參加營隊，又為什麼要接受軍事化的管教？至於負責扮演「值星官」的同學，在營隊中被剝奪參與部分活動的機會，又要避開學員以維繫權威的神祕感，以怒氣騰騰的「軍人」之姿出場，控制不聽話、意圖「造反」的學員，這一切是否真有必要？ 雖然近幾年為了和緩「值星官」這個象徵威權的角色，營隊通常會在接近尾聲的時候安排「破值星」的橋段，讓扮演「值星官」的同學卸下軍人權威，接受其他營隊成員的惡搞，作為成員們在營期間被威權控制的補償，但「緩和」、「平衡」營隊裡的軍人形象，也不能粉飾這個角色背後的威權本質。你雖不是救國團的團員，可是救國團大隊部的工作委員會同樣可以討論你，檢討你，批評你，甚至作成討論題綱，發交由學生組成、導師指導的分隊會議來批評你。文：蔡佩家 救國團的教育監控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研究調查，國民黨政權為了控制台灣社會，計畫對未達鎮壓程度但有違逆政府思想的人士實施綿密詳盡的監控，除了學術界、法政商界人員以外，連藝文界、媒體界也不放過。後安全室雖在輿論嚴正指斥下撤銷，然又聞此安全任務，係由什麼「業務管制室」負責，總之不論名稱何易，所任「特務工作」則一）暗中在窺察你的言行，搜集你的資料，那知他背地在搞你的什麼鬼？給你什麼帽子戴？。
不管是招募體格健康的青年學生進入軍營表演、慰勞娛樂軍人的「軍中服務大隊」，還是前往農村實施教育，使其配合戰時動員及宣傳政令等工作的「農村服務隊」，或是以加強學生軍事訓練為主的「海洋戰鬥訓練大隊」、「金門戰鬥營」、「澎湖戰鬥營」等，還有各式體能極限訓練的「玉山登峰大隊」、「中央山脈探險大隊」、「滑翔大隊」、「跳傘大隊」、「海濱游泳大隊」，幾乎都是當代營隊的前身或一系。而在《中國國民黨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保防工作實施辦法（極機密）》中，也如此明示： 各校黨部之保防業務主管組，應透過黨的組織與所在學校之訓導、軍訓、人事、救國團團委會及維護學校安定協調執行小組密切聯繫配合，互為支援，並指派該組總幹事、代表黨部參加維護學校安定協調執行小組為成員之一，擔任黨政協調任務
救國團也確實將控制思想、監控臥底的工作視為自己的「重要工作」。凡此種種，都不是個「作爲人師」的知識分子，所能忍受得了的。
隊員們在活動期間同吃同住，有一套相應的獎懲制度，藉此增加小隊的競爭心與表現欲。隊員們經過分組後，會有「隊輔」負責帶領，注意隊員身心狀況，不定期進行團康活動與隊員分享活動心得。你雖不是救國團的團員，可是救國團大隊部的工作委員會同樣可以討論你，檢討你，批評你，甚至作成討論題綱，發交由學生組成、導師指導的分隊會議來批評你。上述例子都說明了國民黨利用救國團，在校園中監控並干預了過去全台灣青年的教育養成，使教育現場的老師們戰戰兢兢，深怕因為自己的「失言」而被特務記錄，招致被批鬥甚至更嚴重的後果。也就是說，這些特殊組織除了控制青年學子的教育養成，收集相關情報資料，還要觀察授課教師的言論是否偏激，必要時須予以揭發，防止青年學生思想被污染。甚至在二○二○年，救國團依舊嘗試申請十八萬四千元作為「獎謝中學團務資深兼任工作同志」的費用。
除了主打的專業課程或主題，營隊還有許多經典活動，像是標榜可以把所有異性的手牽一輪跳「第一支舞」的土風舞營火晚會，以及號稱「夜間教育」的夜遊扮鬼試膽大會，或者闖關活動的大地遊戲等等。可見黨國政府安插線民的密度之高，對於校園青年學生的監控當然也不例外： 由主管保防業務的調查局第二處負責，並協調警備總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各校知青黨部、教育行政單位、救國團等機關或組織提供協助，於各大專院校成立「春風小組」（之後改名「安定小組」），再由各校內專任人員兼任執行祕書，下轄助理祕書，負責各校內部的統籌回報。
然而，當今的營隊或大學生活動，為什麼需要「值星官」這種類似軍人的角色管理秩序？學員抱持學習或活動的熱情來參加營隊，又為什麼要接受軍事化的管教？至於負責扮演「值星官」的同學，在營隊中被剝奪參與部分活動的機會，又要避開學員以維繫權威的神祕感，以怒氣騰騰的「軍人」之姿出場，控制不聽話、意圖「造反」的學員，這一切是否真有必要？ 雖然近幾年為了和緩「值星官」這個象徵威權的角色，營隊通常會在接近尾聲的時候安排「破值星」的橋段，讓扮演「值星官」的同學卸下軍人權威，接受其他營隊成員的惡搞，作為成員們在營期間被威權控制的補償，但「緩和」、「平衡」營隊裡的軍人形象，也不能粉飾這個角色背後的威權本質。相反的，如今的救國團還想要獎勵這些長期服務的「兼任同志」，褒獎他們「過去」的工作表現，讓如今的教育環境仍舊處在一種黨國不分的曖昧狀態。
不管是招募體格健康的青年學生進入軍營表演、慰勞娛樂軍人的「軍中服務大隊」，還是前往農村實施教育，使其配合戰時動員及宣傳政令等工作的「農村服務隊」，或是以加強學生軍事訓練為主的「海洋戰鬥訓練大隊」、「金門戰鬥營」、「澎湖戰鬥營」等，還有各式體能極限訓練的「玉山登峰大隊」、「中央山脈探險大隊」、「滑翔大隊」、「跳傘大隊」、「海濱游泳大隊」，幾乎都是當代營隊的前身或一系。根據二○一四年由救國團提出的「獎謝中學團務資深兼任工作同志」文件，可以看出這些救國團認為需要「獎謝」的救國團學校團委會兼任成員，幾乎滲透了學校所有的行政單位，從校長、常務委員、祕書等，乃至各處室的主任、組長與幹事成員。
壟斷青少年青春的軍隊化營隊 許多人進入大學後，會發現身為一個大學生，有很多參加「營隊」的機會。除此之外，當年校園中的教官與救國團的關係也很緊密，救國團的業務範圍甚至有「責成各校軍訓教官，配合負責學生在校活動之輔導及思想言行考察，並注意各種社團活動資料之蒐集」以及必須「運用學校刊物及各種機會，講求技巧，揭發偏激分子陰謀及偏激教師導務，駁斥偏激謬論，防制思想污染」。後安全室雖在輿論嚴正指斥下撤銷，然又聞此安全任務，係由什麼「業務管制室」負責，總之不論名稱何易，所任「特務工作」則一）暗中在窺察你的言行，搜集你的資料，那知他背地在搞你的什麼鬼？給你什麼帽子戴？。時至今日，儘管各大營隊活動中的軍訓成分已大幅降低，但營隊中配備的「值星官」，依舊驗證了營隊與軍隊之間濃濃的血緣關係。
這或許也暗示著各大學校園在救國團影響下，依舊以某種形式緬懷著過去軍方控制校園學生的時代。文：蔡佩家 救國團的教育監控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研究調查，國民黨政權為了控制台灣社會，計畫對未達鎮壓程度但有違逆政府思想的人士實施綿密詳盡的監控，除了學術界、法政商界人員以外，連藝文界、媒體界也不放過。
值星官形象通常是嚴肅且不苟言笑，易怒又難以取悅，喜歡利用小事情公開懲罰羞辱學員，講話時經常使用特有的「教官」腔調，多數時候穿著綠色迷彩衣物，配戴墨鏡與值星帶，行走時也會踩踏軍人的步伐。舉凡迎接新生的「迎新宿營」、回饋偏鄉小學的「教育營」，乃至於辦給高中生的「招生營」，甚至還有專辦營隊的社團。
更有所謂「安全先生」（原先是保防小組，繼則公開設立「安全室」。更讓人難以想像的是，在解嚴多年後的今天，仍有許多在校園中「傳道授業」的師長是救國團的「兼任同志」。
這些走到哪裡都一樣的活動主題、規劃跟人員配置，其實在救國團成立之初的「暑期戰鬥訓練」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活動概念。營隊中，還有一種台灣獨有的「值星官文化」，就是仿照軍隊，由專人扮演值星官的角色，負責掌控時間、管理秩序、獎懲學員等等。可是筆者和其他許多同我情形一樣的自由敎師，却忍受了數年乃至多年之久，能不令人興嘆感慨嗎？。從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威權政府以「安定校園」的名義，有效利用情治單位如警備總部、負責情報工作的第六組，以及校園內部的教育單位、救國團等各組織，滲透理應保持單純中立的校園環境。
而在《中國國民黨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保防工作實施辦法（極機密）》中，也如此明示： 各校黨部之保防業務主管組，應透過黨的組織與所在學校之訓導、軍訓、人事、救國團團委會及維護學校安定協調執行小組密切聯繫配合，互為支援，並指派該組總幹事、代表黨部參加維護學校安定協調執行小組為成員之一，擔任黨政協調任務。這無疑說明了，救國團似乎不覺得自己在過去威權時代下的行為需要反省修正
不只愈來愈多名嘴、演員、名模、運動明星與政治評論家加入聲援巴勒斯坦的浪潮，歐美各國更有許多猶太團體在遊行時站出來，或在社群媒體上發聲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權與自治主權，齊聲譴責以色列政府的不人道作為，這些猶太人試圖藉由他們的聲音來破除以色列政府將反猶太主義與批評以色列畫上等號的關聯。多數時淪為意識形態之爭，以合理化握有權力、武力一方，對弱者所採取的種族、宗教歧視與政治、人身安全打壓。
一如在美國興起的世紀最大示威衝突「黑人的命也是命」社會運動，串聯起全美內外各大城市出來抗議的，並非僅是針對黑人男子喬治．佛洛依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壓頸致死一事，其背後引起成千上萬人共鳴的是，美國有色人種過去數百年至今，不間斷遭奴役、壓迫的歷史脈絡。哈馬斯不但不能取代巴勒斯坦人民起義的力量與意義，其擁有的武力與經濟基礎，更是無法與每年接收美國至少三億美元軍事援助的科技大國以色列放在同一個天秤相比擬。
